在新中国成立的十大元帅中，朱德元帅的形象似乎并不那么鲜明。当我们提及战功显赫，便会想起“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他曾在东北率领四野横扫敌军；谈及足智多谋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刘伯承元帅的名字便会浮现在脑海；而提及文武双全，则不得不提陈毅元帅。
提及朱德元帅，人们首先联想到的便是“朱德的扁担”，他给人的印象是朴实无华、忠厚老实。然而，仅凭挑担子就能成为新中国的首位元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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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党追到法国
朱德总司令，于1886年诞生于四川省一个普通的佃农之家。幼年时期，他曾就读于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在四川省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接受过体育教育，并曾担任体育教习一职。
1909年，朱德踏入云南讲武堂的校门，次年便投身于云南新军的行列，正式开启了其辉煌的军旅生涯。1914年，他被调往云南边境执行驻防任务，期间历任营长、副团长直至团长，在此过程中，他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游击战术。
1916年，他投身于反抗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英勇无畏，屡建奇功。
1917年，他投身于反抗段祺瑞的护法运动，当时担任滇军的旅长一职。
朱德自幼便见证世间诸多不公，他的心中早已种下了救国的雄心壮志。然而，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这些悲惨景象让他倍感痛心，不禁开始质疑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否真正正确。在黑暗中，朱德不懈地摸索，却始终未能找到一条清晰的出路。与此同时，他也逐渐认识到，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根本无法拯救沉疴已久的中华。
正好在这个时候，朱德接触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也让朱德看到了希望，他和好友孙炳文经常一起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隐隐觉得共产党有可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朱德第一次看到了拯救国家的希望，1922年朱德到达北京，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此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孙炳文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天底下劳苦大众的党。朱德感到共产党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组织，他一定要加入这个党。
于是他就赶到上海，找到当时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朱德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但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
鉴于陈独秀曾身负旧军阀背景，且身为哥老会成员，他本人忧虑自身可能沾染军阀习气，从而损害党的纯洁性，因此最终选择拒绝了他的加入。
朱德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多年后，他回忆起那次会面时感慨道：
我体会到了深深的绝望与混乱。一只脚仍旧扎根于旧有的秩序之中，而另一只脚却始终在新秩序的土壤上寻觅不到稳固的立足点。
他不曾气馁，毅然决然选择了前往欧洲深造。或许是朱德的真挚情感得到了回应，在他抵达欧洲不久后，一个意外的喜悦便随之而至。
当时中国有很多留学生在欧洲留学，并且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支部，这个支部的负责人是周恩来。
朱德找到了周恩来，提出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面对小他12岁的周恩来时，朱德认认真真的讲述自己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入党的坚定信念，同时表示党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周恩来被他的真诚打动，同意了朱德的入党要求。并且和张申府一起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11月，朱德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尽艰辛，朱德终于入党，从此他的生命与这个党紧紧联系在一起。
朱德36岁那年。
“三河坝”保火种
朱德在德国与苏联完成学业之后，于1926年返回祖国，投身于北伐革命的伟大事业。
在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之前，朱德同志于南昌之地，着手创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一职，由本人担任，此外，亦同时肩负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重任。
的确，您没有看错，那时的朱德仅是一名公安局局长。
与此同时，南昌城内，叶挺指挥的十一军辖下共有8个团，贺龙率领的二十军则下辖6个团。相较之下，朱德所部，包括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队以及公安局的保安队，总人数不过区区500人左右。
当时，前敌委员会赋予朱德的职责，是通过打牌、宴请以及闲聊等手段，牵制滇军两位团长，以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从所掌握的军队规模以及所承担的任务来看，朱德并非南昌起义的领导核心。
陈毅曾言：
“在南昌起义之际，朱德的角色尚不显赫，鲜有人听从他的指挥，众人不过是因为他资历深、经验老道而对他抱以敬意。”
8月1日，南昌起义宣告胜利，起义部队随即南征潮汕，意图占领一港口以获取共产国际的军事支援。朱德被赋予向导的重任，鉴于他昔日曾是滇军的旅长，对地形了如指掌。除指引道路外，朱德还需负责筹集物资，并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在当时，朱老总尚未成为军队的核心领导人。
然而，局势在抵达三河坝分兵之际发生了逆转，当时国民党军队前后夹击，形势异常严峻。在这关键时刻，起义军进行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和刘伯承率领主力部队直扑潮汕，而朱德则带领周士第指挥的十一军二十五师以及第九军的部分兵力，共计4000余人，坚守三河坝，顽强地抵御着国民党追兵的进攻。
需明确，这四千人并非朱德所有，朱德仅是暂代指挥之职。谁能料想，此次分兵之举竟彻底扭转了朱德与我军命运的轨迹。
朱德在三天三夜的激战中，部队减员过半，仅余2000余人，终于成功完成了阻击任务。然而，就在此时，败讯传来，南下潮汕的主力部队遭受重创，领导层亦悉数溃散。周恩来、聂荣臻奔赴香港，叶挺远赴南洋，贺龙则前往湖南，刘伯承则前往上海。
传来的消息令部队思想与组织陷入极大混乱。须知，三河坝的狙击部队本就规模有限，而今主力溃散，领导者纷纷离散，众多人等皆欲解散队伍。领导层已离，我们究竟还有什么理由坚持下去？不如就此散伙。
正当局势紧张之际，朱德挺身而出，力主即刻北上，转向湘南。这是一个充满严峻挑战的时刻，众人对现状已彻底失望，然而，朱德坚定不移的信念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为这支部队开拓出一条求生之路。
然而，部队当时士气低落，加之环境愈发恶劣。在行进途中，部队屡遭地主与土匪的袭扰。随着冬天的临近，战士们依旧身着单衣，粮食、药品匮乏，甚至连枪械弹药都无法补充。当时，部队可谓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思想上也陷入极大混乱。
当时，各级干部与士兵纷纷选择离队。师级与团级领导层几乎悉数撤离，仅剩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及团级参谋长王尔琢坚守岗位。而营长、连长中亦有多人选择逃离，甚至有人将整个排或连的部队带离。
即便101号部队的几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亲自找到陈毅将军，他们亦言：
“当前军队的状况令人堪忧，一经遭遇挑战便难以支撑，不如转而换上便衣，前往上海另行策划行动。”
随后，这些话语被视作101人动摇革命意志、意图逃避战场的铁证。然而，彼时，即便官职远高于101人的军官也有不少选择离队。事实上，部队当时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严峻局势。
朱德再次挺身而出。
朱德在天心圩土坎上对部队讲话。
“革命虽遭挫败，起义之师亦未能如愿，然而，革命的火种未曾熄灭。吾等仍需坚持革命之路，愿追随革命者，请随我前行；若不愿参与，亦可安心归家。。”
他还说：
“1927年的中国革命，与1905年的俄国革命颇有相似之处。诚然，1905年的俄国革命未能取得胜利，然而，在1917年，俄国革命却迎来了曙光。尽管中国革命在此时遭遇挫折，但我们也坚信，中国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1917年。”。
士兵们从他那激情洋溢的言辞中，深刻体会到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在那个关键时刻，军队似乎失去了灵魂，而朱德，正是他赋予了这支军队新的生命，帮助它建立起信仰，驱散了笼罩在心头的恐惧，重新凝聚了军队的力量，守护住了这团不熄的火焰。
朱德将这800人的队伍改编为一支崭新的部队，他亲自担任司令员，陈毅则出任政治委员，王尔琢则被任命为纵队参谋长。这支部队成为了南昌起义的最后一缕火种。在这支部队中，汇聚了十大元帅中的三位——林彪与陈毅，以及十大将中的领军人物——粟裕。
朱德带领着这只部队在1928年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将这只火种带上了井冈山，最终成长为了埋葬蒋家王朝，推翻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中坚力量。
三、克服险阻，带红四军归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会师，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官为张国焘。彼时，红四方面军兵力达八万之众。在得知中央红军人数不足三万的情况下，张国焘的野心逐渐显露。
在当时的环境下，兵力多寡往往决定着话语权的轻重。
为了争取更多权力，张国焘频繁向中央索求。鉴于维护红军第四方面军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中央同意授予他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提拔红四方面军的多名将领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行列。
掌握权力的张国焘并未就此满足，他意图率部南下四川。然而，中央在权衡地形、气候、敌情以及粮食供应等多重因素后，力劝张国焘即刻北上。但张国焘拒不接受中央的指令，竟企图以武力相威胁，迫使中央同意其南下的计划。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央红军于9月10日凌晨悄然北上，踏上了向北的征程。
朱德留于红四方面军。
挟持中央的阴谋破产后，张国焘恼羞成怒。他开始攻击毛泽东、周恩来，攻击中央是逃跑主义。同时，张国焘宣布成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并且自称主席，同时通过决议，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的工作，开除他们的党籍，并且下令通缉他们。
张国焘公然意图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此际，朱德挺身而出，明确表态：
“面对强敌，红军必须团结一心，视全体红军为一家。无论遭遇何种困境，皆为红军内部的挑战。我们需保持冷静，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朱德彼时身为红军的总司令，故此言论分量自是不凡。
当时，中央红军的兵力仅有7000余众。在与陕北的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团汇合后，兵力增至1万3千余人。相较之下，红四方面军拥有8万之众，因此在党的战略布局中，红四方面军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与今日之认知相异，张国焘彼时乃一实力派人物。
（1）他执掌着红四方面军八万雄师，汇聚了红军主力的大部分力量。
（2）张国焘言辞间流露出一股煽动意味，留学归来的凯丰则引用列宁的话语予以驳斥。然而，张国焘反驳道：“他们不过是些洋鬼子，剪着洋式头发，身着西装，戴着眼镜，提着洋菜盒子，瞧不起我们红四方面军这些土生土长的军人，对我们也嗤之以鼻。”张国焘的言论极具煽动性，令不少不明真相的干部与士兵陷入迷惑。
（3）张国焘窃取了红二、六军团的密码本，导致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失去了联络。
红军当时处境危急，若处理不当，将面临四分五裂的严重危机。
朱德总司令当时怎么做？
首先，朱德主动与中央红军建立联系，及时通报红四方面军的最新动态，详细介绍了该军对敌方情报的掌握，确保中央能够实时获取红四方面军的最新信息。
其次，彼时，红二、六军团的密电码落入张国焘之手，该军团恐亦在其掌握之中。中央与张国焘均积极争取红二、六军团的支持。为免其受到张国焘的误导，朱德总司令诚意满满地与萧克、王震、贺龙、任弼时等将领进行深入交谈，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过去一年间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经过。
在四川的百丈战役中，张国焘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自此，他不得不将战略从进攻转向防御。面对湘军的持续压迫，红四方面军不得不连连撤退，其人数从八万锐减至四万。
张浩同志，同样来自共产国际，也坚定地站在中央红军的行列中。他接到命令，即刻启程北上。而红二、六军团并未遵从他的北上意愿，张国焘由此洞悉，力量对比的天平已不再倾斜于他。
张国焘无奈同意北上。
1936年10月9日，朱德将军率领的红军抵达会宁镇，与中央红一方面军成功会师。自此，中央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这一壮丽征程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对朱德的赞誉“胸怀宽广似海，意志坚定如铁”，恰如其分。
朱德总司令意志坚如磐石，于革命低谷之际，挺身而出，肩负重任，力挽狂澜，拯救了革命武装。同时，他以极大的忍耐力坚守信念，团结同志，维系红军的紧密团结。他对革命的无比信仰，正是我们军队之魂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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